石屋坑村
石屋坑村隶属休宁县汪村镇，坐落在皖赣交界的鄣公山北麓，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全村仅有36户98人，主要是以种山、伐木、制茶为生，生活十分贫困。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皖南红军独立团团长熊刚、政委刘毓标，奉命返回皖南坚持游击战争，率领百余人途经鄣公山、高舍、石屋坑。在前往汪村途中时，熊、刘商量认为，这一带地理条件好，群众生活苦，容易接受革命思想，工作展开可以影响三个省。
当天，他们率部队到石屋坑宿营。群众不明真相，纷纷上山躲避。几天后，独立团在高舍留下一个班，由一名指导员带领在这一带开辟工作，其余前往太平柯村（属黟县）苏区寻找宁春生和张政委。
不久，石屋坑胡日进到高舍，在妻子舅舅谢正发家结识了独立团的老彭。彭、谢二人应胡邀请来到石屋坑。当晚，老彭便秘密召集7名青年在胡旺九家楼上聚会。老彭讲述方志敏两条半枪闹革命的故事和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动人情景，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抗捐、抗税，打倒土豪劣绅。
数日后，老彭带几个同志住在村中，继续开展工作，商议建立石屋坑农民团，大家推选胡同庆为团长、张志澄为副团长。与会人员手捧鸡血酒，对天盟誓：“参加革命，赤胆忠心，要是被捕，不讲别人，死就死一个。暴露机密，全家鸡犬不留，吃矛子死。”
这时，因柯村苏区失陷，熊刚、刘毓标率队返回石屋坑一带。经过红军战士的宣传，鄣公山、高舍、石屋坑的工作逐渐巩固，群众都逐渐靠拢红军，每家门上都挂上一条红布，作为联络暗号。
村里先后成立了赤卫队（张志澄兼队长）、妇女会（主任胡秀美）和儿童团组织。1935年5月底，余玉堂、谢正发、胡同庆、张志澄等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石屋坑支部正式成立，胡同庆任书记。
之后，党支部的工作不断向田里、岭脚、麻田、汪村、上大连、下大连等地发展。
1935年秋，闽浙赣省委书记关英进入皖南，在休宁县里广山找到刘毓标等人，随之来到石屋坑。从此，这里便成了省委常驻的地方。
在省委领导下，各游击根据地的负责人先后在鄣公山一带汇集。1936年4月，省委在鄣公山召开扩大会议，将“闽浙赣省委”改为“皖浙赣省委”，关英任书记，下设5个特委。“皖南红军独立团”也改为“皖浙赣红军独立团”，熊刚任团长，刘毓标任政委。
田里、岭脚、小连口、麻田、小连坑等村先后建立了党支部，支部的工作秘密地开展到国民党汪村乡联保办公处。
1936年5月，中共石屋坑区委成立，由休婺中心区委书记倪南山兼任书记。
从1935年6月起，独立团在鄣公山地区站稳了脚跟。红军急需一批电筒、电池、纸张、油印机及粮油、药品等物资，可附近集镇这些物资数量很少，敌人控制又严。
石屋坑村党支部和农民团几番商量，发动群众把粮食、油盐、药品等藏在粪箕和粪桶底下，偷越封锁线送给红军；另一方面通过在杭州经营木材的张顺昌购买物资，以张的名义在汪村开南货店进行转运。不久，又派人到上海、景德镇开黄烟店，为红军购买物资和搜集情报。
同年10月，张顺昌受命为红军采购物资，两名战士以伙计身份随同。不料，这一行动被在汪村开店的汪承焕跟踪发觉。年底张顺昌返回时，汪承焕向溪口区署告密。船一到溪口，随行的两名战士就被捕牺牲了。张顺昌被捕后，任敌威逼利诱，坚不吐实，遭杀害。
但农民团并未退却，继续利用去婺源、瑶里、溪口挑米的机会，将力士鞋、火柴、电池、药剂等禁品埋在米中，带回村送给红军。
农民团在胡同庆家三楼建立了缝衣组，由红军老谢指导，农民团员余接花、胡冬时、胡慈玉等日夜为独立团赶制过冬衣帽。红军还在“堡垒户”的掩护和支援下办起了小印刷厂，不断油印文件和传单。
1935年入秋后，敌人强迫群众在通往鄣公山、石屋坑必经之古道的田里村头和汪村塘泥洲、尖刀山、寺坞口三个山头上修建4座碉堡，日夜盘查，监视红军游击队行动。
敌人组织“清乡委员会”和便衣队“清查户口”、“编组保甲”，给怀疑通红军的群众发灰色符号佩带，其他人发白色符号佩带。凡石屋坑、高舍群众经过汪村，无论大人小孩，都要逐个搜身，以达到断绝红军物资供应的目的。
1936年春节前夕，村农民团决定想法慰劳红军及伤病员。他们以替汪村保安队办年货为名，派人到外地购了3头肥猪、3只肥羊。
腊月二十八日晚，农民团派人与保安团打麻将来麻痹敌人。待敌熟睡时，张焕杰、张庆全二人便巧妙地用装满炉灰的布袋套住猪羊的嘴，把猪羊宰好，连夜抄山路，将肉和大米送到红军住的山棚。
由于敌人长期封锁，红军粮食经常接济不上。石屋坑村党支部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为红军排忧解难。
一次，党支部通过王佑圭的亲戚李德开，设法从浮梁买进一担米。驻田里村的便衣队发现后，派一位便衣尾随入村。到了王佑圭家，便衣问李德开米是替谁买的。王佑圭接话说：“是余厚财托我亲戚买的。”说完，泡茶安顿李德开与便衣，又借口找买主，找到余厚财，交待了应急办法。
不一会，余厚财来了。便衣对其追问，余答：“实不瞒长官，由于你们盘查得太紧，只要听说是石屋坑的，人家连米都不敢卖给我们。村里好几家都已经断粮了，实在没有办法，大家才托我出面，请佑圭的亲戚德开帮个忙……”
正说着，村中群众陆续前来称米，张家2斤、李家3斤，一担米很快分光，便衣丧气而归。事后，群众又把米集中起来，利用各种机会送到红军住的山棚。
三年游击战争中，石屋坑党支部发动全村群众共为红军筹集银元9000余元，为鄣公山游击根据地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
游击根据地的存在，使敌人惶惶不安。安徽第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命中校参谋杨自立亲率两个中队进驻汪村，四处修筑碉堡，训练壮丁队，向我游击根据地“清剿”。
为麻痹敌人，经上级同意，村党支部派人与汪村保安队联系，主动要求派兵进驻石屋坑，敌人遂派王小队长率一个班驻防，
村赤卫队随之改名“壮丁队”，每天请王小队长和保安队员吃喝打麻将，巧妙地从敌人口中获得汪村一带驻敌人数和装备情况，及时向红军报告。红军采取引蛇出洞的方法，将保安队引到大连、瑯溪、狗肠岭等地进行袭击，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村民张志周家楼上易于隐蔽且便于转移，被作为省委领导居住的地方。有时楼下由可靠的同志陪着敌人打麻将，楼上关英等同志照常开展工作。
1936年4至5月间，关英、刘毓标等7人正在楼上研究工作，突然从婺源沱川方向来了一百多敌人围住村子。儿童团员张仲光发现后，急忙告诉农民团员胡冬时。胡冬时见情况十分紧急，一面招呼关英等同志隐蔽，一面派人通知全村烧茶、炒瓜子，开门“迎客”，并通过农民团员余成圭与敌保安队长余大善的同乡关系，缠住余大善，用缴获的烟枪“招待”，还答应给“弟兄们”凑几个烟钱。
午后，余大善银元入袋，醉眼朦胧，带着人离开了村庄。当晚，关英同志等召集农民团负责人开会，表扬了石屋坑群众临危不惧的精神和敢牵“牛鼻子”的胆略，并要他们转告全村群众，这次的“招待费”和米由红军拿出，补偿群众的损失。
几天后，在石屋坑附近的葛藤坞、野猪塘、螺丝宕等密林中，村农民团和赤卫队建立了15个秘密棚和红军医院，并派人暗中保卫和联络。每个棚里挂一只水箱，系上藤索，从草丛中一直通到路上。晚上只要敌人绊动或报警人拉动藤索，水箱立即翻倒，睡在棚中的人被冷水淋醒，便赶紧转移，安全可靠。
1936年夏秋之交，红军独立团通知，凌晨有主力部队路过村子，要求保证部队行军安全。党支部与赤卫队商量，决定以鸣枪为号，一面派人通知红军听到枪声要迅速通过；一面告诉驻村保安队，“壮丁队”晚上要检验武器，擦枪试枪，听到枪声不必惊慌。保安队晚上是从不敢出来的。到了子夜时分，200多人的红军主力队伍已安全过境。
在敌人的疯狂围剿下，村里的赤卫队分别在火烧山、麻田、平鼻岭四处参战。1936年10月，国民党保安队第八中队队长毛孙率队赴大连“清剿”后返回汪村，红军独立团一部探知消息，在村赤卫队配合下，埋伏在地势险要的麻田岭两侧山上。
当走在前面的敌分队到达半山时，红军发起攻击，敌人后面两个分队掉头逃窜。被包围的一个分队死伤10余人，红军缴获机枪两挺，步枪十余支，还有电话机等战利品。
1937年春，闽浙赣皖边区“绥靖”公署调集十几个正规师和三省保安团，分三路向我皖浙赣游击根据地大举进攻，三年游击战争转入最困难时期。关英决定，独立团向浙西南方向活动，寻找刘英、粟裕，与中央取得联系；留下倪南山等同志在休婺地区坚持斗争。
敌人烧杀掠抢，血雨腥风弥漫。红军游击队的粮食吃光了，就吃野菜，没有房住，就自己搭棚……虽然困难重重，仍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许多烈士的鲜血洒在休宁西乡的土地上。鄣公山的六股尖，一次就冻死了红军战士20余人。
敌人的血腥镇压，割不断人民与红军的鱼水联系。有群众把仅有的一点玉米凑集起来，偷偷上山送给红军；有的群众利用上山劳动之机，把带的中餐挂在事先商定的树上让红军来取，自己却忍饥挨饿。
女农民团员余成圭乘“并村”混乱之机，溜到野猪塘秘密棚，把唯一的一只老母鸡和一点粮食送给中心区委书记倪南山。倪南山望着瘦骨如柴的余成圭，怎么也不肯收。余成圭着急地说：“这只鸡就烧点汤给受伤的战士们吃吧……”
一次，余成圭、吴顺玉二人设法把玉米粑送到倪南山住处，谁知倪已被叛徒张开太骗走。途中，倪南山发现情况不对，便摆脱叛徒隐蔽起来。余成圭、吴顺玉见倪南山不在，立即四处寻找。到了第三天，才在石狮的一个石洞中找到倪南山，另选安全地点将他隐藏起来。
不久，党支部书记张观宝替红军买米不幸被捕，敌人拷问了三天，他什么也不肯招供。一个雨夜，叛徒张开太带着保安队用枪押着张观宝去抓倪南山。夜黑路滑，张观宝怎么也摸不着报警的藤索，秘密棚越来越近，突然间他大声叫喊：“我找不到，要死就死在这里！”倪南山等闻声，知道情况有变，很快安全转移了。
1937年1月，皖浙赣红军独立团开到村中宿营。当时部队缺鞋少粮，部分伤员急需照料。党支部和农民团连夜发动群众赶磨玉米、补鞋献鞋，安排人员照顾伤员。
次日晨，敌四十六旅闻讯赶到石屋坑“清剿”。关英等红军首长选择小岭头进行伏击。战斗打响后，全村群众烧水送饭，支援红军。经一天激战，生俘敌副连长一名，毙敌数十人，缴枪百余支。
部队撤离前，首长们告诉大家，时间紧张，来不及打扫战场，牺牲的同志请代为埋葬，遗失的东西代为收藏。当夜，农民团召开会议进行分工。第二天拂晓，十几个赤卫队员对红军作战的长达五华里的山头，进行了细致检查，发现4名红军战士的遗体，立即将牺牲的同志入棺埋葬，并用枯枝腐叶掩盖其上，以防敌人掘棺请赏。
在敌人眼中，石屋坑成了“匪窝”，多次派兵“清剿”，实行残酷的“移民并村”、“五家连坐”。村中群众三次被迫搬迁，人们流离失所。
1936年5月，村中部分群众被迫搬到田里村。时值采茶季节，国民党政府下令全面封山，烧毁山棚。“封锁令”持续到当年8月，群众才陆续回村。
1937年2月，敌由于小岭头一战惨败而恼羞成怒，逼迫群众三日内全部搬到田里、岭脚，并在田里设置“木城”限制群众行动。在叛徒汪鹤鸣的带领下，抓走了10余人关进休宁监狱，严刑拷打。张仲宏被烧烂屁股，不能坐卧；张柳堂被打断脊骨，释放时只能爬行；张志周受尽折磨，释放后便离开人世……其景况惨不忍睹。
1937年底，红军游击队奉命开赴瑶里集中整编，奔赴抗日前线。杨文翰率领的红军游击队与上级失去联系，仍在这一带发展队伍，坚持斗争。村中不少青壮年参加了杨文翰的部队，转战休婺地区。
1941年，敌人又疯狂地捕杀这一带革命群众，第三次威逼群众搬家，村中鸡犬不留。村民有的投亲靠友，有的流浪乞讨，有的家破人亡。吴顺玉因不肯招出杨文翰的行踪而被敌人抓到冯村碉堡吊打，怀孕4个月的胎儿烂在腹中……待群众返村，村里屋破房空，蒿草丛生。
在艰苦的岁月里，石屋坑人民对革命的赤诚之心始终没有动摇，先后有7人为革命牺牲，20余人被抓坐牢。
余成圭一门忠烈，一户三烈士。大儿张仲云，参加红军后行军途中冻死在鄣公山源头大岗。二儿张仲宏，因参加杨文翰游击队，1941年被敌人残害在小连口。丈夫张志流，为保护休婺中心区委和伤员，冒死弄粮弄药。被捕后，受尽酷刑仍怒骂不止。敌一无所获，在汪村将他杀害。
三年游击战争中，牺牲在以石屋坑为中心的皖浙赣边游击区的红军战士达2000人。而为了掩护红军，石屋坑人民筹办军需、带路、传送情报、助战，和红军血乳相融，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刘毓标将军回忆说：“石屋坑当时全村都红了，这个村的党支部和群众，为了扩大游击根据地、掩护省委、支援红军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